四科教员黄雄

四科教员黄雄

黄雄校长（-）的父辈们是南洋归国华侨，在汕头市置业居住，他早年在汕头住所接受教育，自小就显出聪明多才。民国时期的教育不很规范，学校经常停办，学生中途辍学很多，辍学一段时间后再继续学业也正常，从这个学校跳到另一个学校学习也是可以的，但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代，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黄雄初中都没有毕业，就读的学校就由于某种原因解散了，辍学在家，在老乡的蛊惑下，就去考高中，居然也被录取。读了两年的高中，学校又解散了，再次失学在家。经人介绍，说某学校缺二分之一个“四科教员”的名额，黄雄同学喜出望外，应允而去。四科教员是民国时期汕头特有的教师编制，专门负责美术、书法、体操、音乐等科目的教学，就是一人兼教四科。而那一学年，已经有四科教员了，可能那个老师不能完全信任四个科目的教学，所以剩下二分之一的科目没有办法上课，就让黄雄老师去担任了。二分之一的工作，就领一半的薪水。虽然如此，年轻人不怕苦不怕累，学校需要什么，黄雄老师就干什么，第二学期，黄雄老师就是一个全薪的四科教员了。我以为人生的出场就决定人生以后的走向，所谓“草尖出土面”、三岁看老的意思。黄雄校长常常戏称自己是“杂牌军”，是的，杂牌军是相对于正规军说的吧，就是没有专业，没有专门领域，但所有领域都略懂一些，俗话说的万金油，这是杂牌军机动灵活的优势。在他往后的人生经历中，他确实做过很多别人没有做过也无法做好的事情，但每一样事情，都是他的拿手好戏，都能出色完成。

黄雄校长最著名的段子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那个荒唐的岁月，他绘制了一张画，米缸上结满了蜘蛛网，寓意很清楚，米缸里久无米谷，连蜘蛛都在那里结网。这是对某种制度的不满，就凭这一条，黄雄老师被划为某一派，遭遇大家都知道的对待。但黄雄老师没有气馁，黑夜里遭人批斗，白天继续干好本职工作。那年代学校的工作量超级多，黄雄老师要教好自己负责的六年语文，还要帮助数学老师备好课，夜里还有补习班的工作，课外要搞宣传、画毛主席像，画墙画。每学期还有所谓“恳亲会”，就是让家长到学校了解自己的子女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当然少不了看老师平时批改的作业，还要跟家长面对面坐谈。在田东、洋贝、波头合办“三和小学”的时候，黄雄老师已经被提拔为教导主任负责全面工作，关埠中心小学和京冈中心小学举行文艺汇演比赛，三和小学自告奋勇报名参加，结果文艺节目比两个中心小学还多一举成名。黄雄校长的努力工作领导也清楚，年代终于摘掉了帽子，但土皇帝们没有把这当一回事，工资被克扣成33元、运动一来依然批斗，令人啼笑皆非。

年，下底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要任务是改编、排演样板戏。黄九龙负责剧本、许少彦负责唱腔、黄雄负责布景、道具。当年购买布料需要布证，宣传队没有布证，黄雄就改用蚊帐布画布景，居然也成功。火炉用红绸布裁剪，为了更加形象生动，绸布下面安装了红色的小电灯，并用风扇扇风。戏一开幕，台下观众发出阵阵惊叹。到关埠、金玉戏院演出，连院长都连声感叹，说很多地方胜过正规剧团。

黄雄老师还进行潮剧创作，由他自京剧改编的潮剧《三世仇》还曾经被搬到不同地方的舞台演出。这部潮剧属于阶级斗争题材，剧本就是黄雄老师编写，音乐可能是港底曹容升负责。剧本整理好之后，大家准备预演，黄雄老师第一个出场，开口就唱，拉二弦的曹容升哀怨的说：“主任哟，我支二弦被你折断了”。黄雄老师自己承认不会唱曲，但他会导演，整台潮剧的演出节奏、情感基调、以及艺术特征都是他指导的。这也是由于当时的娱乐节目极度缺乏，而政府的宣传政策全部压在教师身上，教师阶层所爆发出来的空前创造力所决定的。那时候各个学校的草台子班特别多，水平当然是参差不齐，但总体来说，还是很活跃的，学生的业余生活比现在还要丰富一些。后来，黄雄老师调到灶浦港内工作，还发现村民们在表演的潮剧好像很熟悉，站定一看，原来是《三世仇》。

黄雄老师以美术作为谋生手段，在年前后，却干出了一般的美术老师无法完成的工作。为了配合“阶级斗争”的宣传，关埠中学制作了泥塑展览。由政工罗英猛任组长，召集美术老师来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选来选去，只有黄雄老师是最适合的人选，所以就把任务交给了他。整个泥塑的造型、思想以及制作过程，大部分是黄雄老师的主意，下底黄二勇、黄逢裕、黄遵洞、宅美黄诗高、堂后黄诗凤、埔上黄创武、路外许锦如等人是重要助手。作品共有四组形象，包括取自上仓赤贫典型郑歪辫、全榕江片最大地主石井林秋建、日本鬼子侵华战争和解放四个部分。郑歪辫、林秋建的形象，灵感可能来自于刻画四川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林秋建坐在藤椅上，表情“圣圣”，监督收租过程，贫下中农战战兢兢的，衣衫褴褛，表情哀怨。日本兵凶神恶煞地用刺刀对着人民，解放军昂首挺胸，人民欢欣雀跃。

黄雄老师本来没有搞过泥塑，他们就到潮州开元寺参观，经过试验实践，发现用田土、细沙和草纸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搅拌做出来的泥塑就比较坚固，细沙可以防止泥土干燥收缩后出现龟裂，草纸可以增加泥土的韧性，这可能是从潮汕民居建筑关于门框的灰筋制作获得的灵感。泥塑的骨架用钢筋制作，骨架确定之后再糊上黏土，在黏土半干半湿的时候雕刻出形象细部，最后是染上了颜色，形象逼真。因为跟真人一样大小，所以作品完成之后，很多来参观的人一不小心就被吓了一跳，可见当时制作的精良。除了制作泥塑形象之外，为了使宣传更有力度，还需要用一些文字材料来解释，写稿子的任务也分配给有关人员，最被看好的是下底的黄礼香校长。他擅长评课，大家一起来听课，他也不用做笔记，课后发言的时候他就有本事还原整节课的所有细节并作出相应的点评，但要他拿起笔来写材料，就无能为力了，最后的解说词还是由黄雄老师定稿完成的。有了解说词，还需要能信任的讲解员，主要有许静霞、黄秀珍、黄丽卿、黄保香等。讲解员依靠材料，但还要自己发挥，讲到动情之处，要适当地哭出声来，以调动参观人员的情绪，到达煽情的效果，这个情绪尺度的拿捏，是黄雄老师做幕后的导演。

展览从年3月开始，持续了一个多月的高潮时间，到年11月结束。除了各个学校组织的师生参观外，各村的社员也络绎不绝地到来，这个跟当时极度缺乏娱乐有关，然而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很多外地人都过乡过里来参观，高峰的时候就有十多个讲解员。我追问他说，你认识林秋建吗？知道他的事迹吗？他总是呵呵呵的，不置可否，这可能是那个时代，普通知识分子是非不分，所谓主题先行，为宣传而宣传吧。既然刘文彩都可以被做出来，白毛女都可以被写出来，林秋建的典型也就可以产生的，然而，就他的一生，始终与现行制度保持相当的距离，精神上始终有一定的洁癖是不可否认的。

黄雄老师在学校以勤奋踏实出名，基本是有什么工作干什么工作，即使暂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可干，他也会自己主动寻找。有一年学校没有适合人员教授《农业》，校长就找到黄雄老师，他说我没有种过田，校长说，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好了，黄雄老师就以《农业》为载体，对学生进行文化知识的普及。可见，学校缺什么，他就做什么，几乎所有的科目他都教过。即使是后来荣升为校长，他更是积极主动地带头做好工作，一股“黄牛精”的热情干劲令人敬佩。然而公办学校的是培养官僚的土壤，又懒又贪才是一般人的常态，这符合利益最大化的规律。只有教学权威，没有流氓般的强权，普通老师也不会买你的帐的，说到底你不能拿老师怎么办。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你不可能逆潮流而动吧？整个学校环境随着政治控制力度的减弱而陷入了新的危机。黄雄校长最后也只能是急流勇退，被淘汰出局。

黄雄校长退休后，主笔撰写《关埠镇志》，为本地区乡邦文献的收集整理做出杰出的贡献。事情跟当年修志热有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上下掀起一股整理地方志的潮流，当时的规划是各个镇都要有镇志，关埠镇的重任就落在退休教师们的身上。黄雄校长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文化知识各方面的储备都十分到位，是不可多得的人选，再加上他本人对修志等文化事业有热情，所以事情就这么定了。当时参加的人员还有很多，而且还有初步的分工，有些人刚开始的时候是热情高涨，而到实际工作一展开，尝试到其中的辛酸之后，就半途而废，最后坚持下来的就不多了。经过无数次的明查暗访，对照校勘，组织整理，提笔撰写，初稿出来后征求有关人员的意见进行修改写成二稿，二稿成功后再征求意见写成三稿，最后初具规模的《关埠镇志》终于完工。撰成的《关埠镇志》包括概况篇、政事篇、经济篇、教育医疗篇、社会篇、异象灾患战乱篇、人物篇等内容。很多材料的来源都是有依据的，但把关埠镇各个领域的内容收集在一起，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填补了多项空白。对于处在剧烈变革的现当代人，很多传统生产生活方式都被无情地消灭，《关埠镇志》为当地人民保留了不可多得的生存智慧。而其中最为可贵的是收录了关埠镇内的一些碑记文章，林大春《黄公堤遗爱碑》、京北渡口《潮州府正堂告示》、石井岩《成庵律师舍利塔铭》、黄梦华《下林兴隆市崇祀王黄二公序》、浮头湾“八二”风灾后修复黄公堤纪念碑《勒石纪念》等，让这些对本地人民的生活具有重大影响的早已被荒草淹没的事迹重见天日。其中黄梦华《下林兴隆市崇祀王黄二公序》出自下底族谱，但族谱在破四旧的时候都烧光了，多数人知道有这么一篇序，但又语焉不详。因为下底老爷宫分明供奉有王、黄两位县官的塑像牌位，还有两位主张解除海禁的清代官员，俗称总督爷的塑像牌位，但事情的前因后果是怎么样又没有准确的权威的结论，实在令人遗憾。经过摸查发现下底黄诗凤校长有一份私谱留存在世，里面抄录有这篇序。黄雄校长千方百计地以人格为担保把早被视为传家宝的私谱找出来抄录，终于抢救出这篇序文。

但是令人哭笑不得的情况又发生了。当年的书稿已经送到潮阳印刷厂排版准备印刷，而且镇政府已经付了一万块钱的保证金，剩下两万块左右的账款需要付清印刷厂才正式开工印刷，镇委书记和镇长却因为排名先后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两人都要当第一主编，官僚主义的丑陋嘴脸暴露无遗，本来都是不劳而获的名誉收割者，却因为谁是第一的事情闹得不欢而散，互不相让，最后不了了之，保证金按照合同被扣留之外，连《关埠镇志》的书稿都被丢失了。也不能怪那些印刷工人，他们每天都在接触不同类型的书稿，书稿对于他们来说是印刷流程中的材料而已，他们没有心血的概念，而对于写作的人来说，书稿就像是自己的孩子，经过十月怀胎，多少难忘的日日夜夜，孤灯伴蚊子，最后才生产出来，不管最后的质量如何，但那是心血是肯定的。好在黄雄校长经历过风风雨雨，或者是早有预感，他把初稿保留着，厚厚的七大本备课本都写满了工整的楷体字，这就成为后来陈昌国先生《潮阳直浦都故地履迹》的材料组成部分之一。

因为有修镇志的经历，黄雄校长还独立承担了修理下底族谱的工作。这个工作的繁琐程度就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够想象的。由于缺乏相关资料，那一房的那一支的后代子孙包括谁谁，实在有太多的人是不知道的，有的甚至连自己的爷爷是谁都弄不清楚，今天说是这样，第二天又说是那样，改来改去是常有的事，发生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这个稿子没有最终完成，也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情。然而墙里花开墙外香，黄雄校长被意外地请到潮南区一个村庄修村史却获得了成功。作为一个纯属的外人，黄雄校长全凭调查整理，用二年多的时间，居然也摸爬出该村世系传播过程，把村庄的基本历史线索也整理出来，可谓奇迹，让那个村的父老乡亲感激不尽。

黄雄校长长年生活在乡村，对乡村各个角落的历史都了如指掌，对村里的掌故也非常熟悉，特别是下底村在清代的时候出了两位传奇人物，黄武贤、黄金福叔侄。黄武贤官至云南提督，黄金福官至潮州总兵，历史都有明确记载，但因为时间的淘洗，很多事情大家都说不清了，甚至连黄武贤自己的后代子孙都是印象模糊，就如由黄伟先生收集整理写成的《云南提督黄武贤》当中都有很多明显的错误。黄雄校长在与陈昌国先生的通信中都有详细的考辨，几近达到朴学细致入微的风格。

黄雄校长有时较起真来也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有一年，下林中学黄老师写了一副对联，横批的大吉中的“吉”字，为了隶书的稳重美观，把上边的“士”字写成“土”字。黄雄校长看了之后，就跟人说，这个字不是“吉”，是土话的“缝”字，“大吉”就变成“大缝”了。黄老师听到这个说法后很难受，他这样写也不是凭空发明的，古代字帖这样写的大有人在，就是现当代也有书法家是这样写的，所以，黄老师专门拿着字帖去跟黄雄校长交换意见，但黄雄校长就是很较真，坚持说这个字念成“缝”，黄老师也很较真，坚持说古人有这个写法，字书也没有收录“缝”这个义项，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就是黄雄校长的性格，率直、较真。余英时先生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引用英国人柏林把思想史与文学史众多名家分为狐狸型和刺猬型两大类，“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刺猬则只知道一件大事”，黄雄校长显然属于狐狸型的人物。纵观他的一生，除了教书育人之外，他还从事过丰富多彩的工作，书法、绘画是他的老本行，做泥塑、编剧是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撰写关埠镇志、乡里族谱，研究本土名人等分明是狐狸的本性，即使身处落后的乡村，做学术有很大的极限，但对当地的文化事业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黄雄校长的人生无疑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是值得尊敬的人生。本来做什么类型的人都是出于自身的选择，碌碌无闻也是领一样的工资，但他从一个四科教员发展为前后闻名的某派，到受人尊敬的校长，不辞辛苦发挥余热编写地方志，无疑都是狐狸本性的演绎，是旗帜鲜明向否认人性的反动派说不，对作威作福的人说不，以实绩对不公平的遭遇说不。他活了93岁高龄，生活完全自理，我去拜访他的时候，最后一个环节总会问他，身体有什么不适吗？他总是说，没有，什么都没有。向他请教长寿的秘诀，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没有想到，今年的春天，黄雄校长安然逝世，无疾而终，实属五福之一，愿他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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