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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幸福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及命
契诃夫，眼神中透露着悲天悯人
“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知识分子便诞生了。”
——别尔嘉耶夫
一
笼统地说,近代西欧知识分子产生于怀疑、批判与对抗的立场。这是一种理性姿态而非道德诉求。由此前提,虽然他们不入主流意识形态,甘当边缘人角色,但他们并不鄙视经验性,并承认人当下的世俗热情,而对终极保持警惕。他们努力要做的是要求与事实一致,并贯穿着与逻辑、分析和思辨的联系。
而俄罗斯知识分子则与他们不同。18世纪的拉吉舍夫作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预见并规定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他说:
“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知识分子便诞生了。”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第27页。
应该说这一描述是概括了这个民族知识分子的特征与形象,即她所秉持的严格意义上的道德主义原则,并且这一原则牵引了她后面许多的实践活动。灵魂的受伤以及疼痛,这是关于悲悯良知的,绝对要逃离幸福以及优渥的种种在世要求,始终对弱者、穷人,即对被污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这是一种天然的宗教情怀与价值信仰,他们在思想上具有基督气息。
这些寻找真理的人是些革命家式的僧侣;灵魂的受伤以及疼痛,这是关于愤懑情绪的,对不公不义的愤懑已吹响革命的前奏。必然的,在社会政治理念中,他们更偏向于平等和分配的原则而鄙薄私有财产和物质财富,这使得他们对制宪问题的讨论很难深入开展;灵魂的受伤以及疼痛,这是关于锐敏直觉的,是关于感受性的细腻,是从生命深处涌动的修辞以及细节描述。
这使得他们的话语活动和对世界的解释更偏重于文学,偏重于浪漫主义和神话思维,而较少哲学和历史的形式表现。
这些秉持道德主义立场的人,这些知识分子,按照别尔嘉耶夫的理解,他们不是一个社会阶级,而只是一个完全特殊的、只存在于俄罗斯的精神和社会之中的构成物。这个队伍由不同的社会阶层成员集合而成,开始时贵族占有多数,后来则是平民知识分子居多。共济会和十二月党人为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出现作了准备。
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群体。这个群体的人们整个地迷恋于理想,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被处死。他们不愿生活于现在,时时感觉到的是现在的平庸琐屑俗常的无可忍受。他们愿意生活于未来及过去,因此对创世的神话格外沉迷。这是一个追求真理的阶层,这一真理便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共同事业”,并且在此过程中使自己的生命变得圣洁和得以拯救。
悲悯情怀以及道德主义立场,使俄罗斯知识分子完成了自己灵魂净化的优美善良之塑型。想到他们,就想到顿河之畔身穿粗布麻衣走向乡村与农民的青年智者,想到茫茫黑土地上无依的孤旅者,想到西伯利亚风雨之中守夜的革命党人。
然而,作为知识分子,仅仅具有道德主义立场就足够了吗?单单作为个人去完成灵魂净化之升华,那也许是可行的,但俄罗斯知识分子偏偏是些注重实践、渴望经世的人。并且他们本能的对个人化的东西,无论是对个人修炼还是个人自由都不大想从正面予以理解,而斥以贬义,把它看成消极有害的东西。
因此,他们独特的个人精神气质与心理结构,一定会进入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是正面还是负面?别尔嘉耶夫曾经在检省这个民族的心灵路程、连同反思这些单个说来都十分优秀的人
时这样说:他们
“力图表述的十分有价值的思想,运用到历史上却是不准确的”。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第44页。
这句话,已经带出了可供深究的意味。
二
受伤与疼痛感,使俄罗斯知识分子天生怀有宗教情怀。他们不是具体地相信一个神,而是借助于基督的精神气质去实施改造社会的理想。
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便是这样倡导自己的主张。
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民族,从教士到普通民众,信仰的建立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们永远不喜欢机械和逻辑,而喜欢诗性与神秘。
常常,人们仰望苍穹星空,思考的不是天体运行的规律和星宿的排列秩序,而是想象到温暖金黄的天堂,以及张开双翅翱翔的可爱天使。
俄罗斯人意欲处处遵从上帝的旨意。
这一宗教传统是在10世纪末确立的。那时,西方的基督教传入俄国,但俄国接受更多的只是“基督受苦受难”的内核。俄国的国教始终是东正教,而东正教的发展又是与俄中央集权政府的发展相同步,其教义的正统性中间所掺杂的盲目与非理性成分可想而知。
就队伍构成来看,教士常常由无知者担当,他们并没有系统的文化知识储备和清晰理智的教义习练。广大的农奴和下层百姓组成了信仰队伍。这样的上下结构,使得民众的信仰始终缺乏清晰的教理,更遑论理性推动。俄罗斯人在宗教中信奉的是苦修主义。
话说到了11世纪,俄国作为名流、作为圣徒的圣愚出现了。
在伊万雷帝时期,他们以赤身裸体闻名,但这并没有被看成性感诱惑手段,而成为高度虔诚精神的象征。
到了19世纪,他们则放弃了不穿衣服的习惯,但身上也只是披挂着破烂布片,并散发出肮脏的异味,即使在寒冷的季节也四处游荡。他们通常是蓬头垢面的游民或乞丐,脖子上、踝骨上带着铁圈,因为多次受伤而流出脓血。有的人干脆就是天生的身体有残疾的人,他们不能说出连贯的话语,呢喃着谁也听不清的东西。
但正是他们被看成恰好是上帝派来的,上帝要以这残破之躯来使他们承受比一般人更多的苦难与不幸,他们据说是担当着上帝与凡界接近的使命,是上帝派往人间的圣愚。他们潮湿肮脏的住处成为朝拜者的圣地,许多人从远处赶来。
这些被尊奉为圣愚的人,他们用瘦骨嶙峋的手按在来到跟前的人们的头上,口吐涎水说些谵言妄语,人们宁肯相信他们说出了最伟大的真理和对拜谒者的祝福,并有祛病除灾的神奇功能。拜谒者都明白,这些圣愚阴暗潮湿的席榻及环境是应该予以改善的,他们走进这里甚至是掩鼻而入。但他们却从来不试图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认为一旦改善了,圣愚们身上通神的能力就会减弱。
圣愚现象的出现,与当时东正教会鄙视肉体和现世的人生观相吻合。肉体被认作是罪恶,所有的虔诚行为就是指背负十字架,面带悲哀苦难的表情,以压抑肉体从而导致死亡而无憾。这种苦修主义和神秘主义构成俄国教会保守与黑暗的传统。
而这一切以及圣愚现象,对俄国的农民、普通大众的影响怎么过高估计也不会过分。
到19世纪和20世纪,俄国社会权力最大的成员,对圣愚的超自然力量也是笃信不疑。
当然知识分子肯定不是权力最大的。
但圣愚崇拜这一现象的后面,则已是上上下下给予了对弱势群体的肯定,对受难的推重和盛赞,对财富、私有财产的鄙视,对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否定。知识分子已经是这么做了。圣愚崇拜的宗教现象也为后来的俄国革命与未来,带来了多重的影响,知识分子并以行动参与其中。后来美国学者汤普逊分析这一现象的一段话可谓切的:
“在圣愚崇拜中,人格的非理性方面受到了器重,而理性的和肉体的方面则被贬抑。圣愚的行为否定西方的逻辑,嘲弄西方的经验。社会接受圣愚,从而加强了俄国斯拉夫派对‘理性主义的’和‘重视物质的’西方的轻蔑。最后,圣愚现象中的辩证矛盾渗入俄国精神生活一事,为苏维埃俄国较为容易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铺平了道路。”
[美]汤普逊:《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第25页。
俄罗斯宗教传统和思想内核中对受苦的称颂、对幸福的警觉不可能不影响到知识分子。在最初的知识分子队伍中,其成员多来自富有之家。他们一旦成为本阶级的叛臣逆子,他们便对自己拥有的财富深深诅咒。
财富在他们这一代,一般是宗族式世袭,并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挣得的一份家业。他们千金散尽还复来。他们没有任何功利的打算。他们终其一生要做的都是厌恶财富、鄙弃优渥,从而寻找到精神的圣洁。他们努力与穷苦大众拉近距离,走向底层,走向民间,试图从那些受苦人中间找到拯救自己灵魂的秘方。
他们与西方知识分子很是不同。在后者,出生于富奢之家也只是平静如常地享用祖宗荫庇,如康德,他一生在衣食无忧状态下度过,这使自己思想的起跳更少了一些障碍。再比如尼采等人,也不是因家境富足而找到反抗的前提。
对财富的厌恶,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构成了俄国知识分子最初的精神指向。对俄国农奴制度的抗议与推翻,并不是从制度上已筹谋好,而更多的是道德义愤决定。不仅如此,他们还对穷人予以褒义评价和价值认同。
在他们看来,穷人并不单单是作为一个标明经济状况的阶级存在,而是成为被赋予道德优越色彩的存在。这个阶级以其苦难的苍褐沉郁,给他们以灵魂的震颤。面对穷人,就犹如面对拷打。那枭首鹄面的人们,就像立于岁月深处的精灵和历史墙堞的碑石,于苦难和神圣中撕开知识分子愁闷和荏苒的雾霭。
“知识分子与人民”这一命题纯粹是俄罗斯的例题,西方人很难理解。于是,托尔斯泰在深夜的塬上如狼一般吼出自己忏悔的声音。这是一个处在优渥环境、拥有一切的人,为不能忍受特权地位的呐喊。喊声凄厉,令人毛骨悚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