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常的意义我的

一

我坐下来。

五千年的雪啊，也一下子落了下来。

青丝随之漂白，记忆漫溯至无涯。

但当我要记录的时候，却已无话可说，唯有面对寂静的雪野，看这天地一白。

我无话可说，就像面对一部充满了堆砌和重复的鸿篇巨著，唯有歌唱：“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一样，内心当中充斥着对“惟余莽莽”之生活的歌颂。当一切的碰撞、矛盾、暗流、猜忌甚至阴谋回归于庸常的柴米油盐，安心于中华传统美德之父慈子孝鸡鸣狗叫，纵是长铗在手，亦无作歌的兴致了，还不如换几两沽酒银钱，于向晚之际，围炉夜话，与酒肉朋友聊些无关风月的家长里短。

不谈时事，才力不逮；不谈文学，无非如此。无所不谈，又无所谈。

二

人到中年正当云帆高悬之际，至于突然失语，我不认为是我个人的困境，更不是出自明哲保身的机智聪明。而是就像河水奔流到河湾时必然的的迟滞徘徊，原来摧枯拉朽的势能得到了缓冲，起初能够背负的枯木朽枝泥土垃圾，沉积起来变得逐渐难以承受。这就像一个人的负面情绪，在他注意力高度集中于奔跑的时候，他是顾不上的整理的，事不关己的情况下，甚至会对他人的抑郁予以讥讽，但是一旦沉淀下来，因为你不知道那根岌岌可危的稻草会出现在何时，反而会更加岌岌可危。

在现实中跑得越远，离心灵的回归也会越来越远。所以，有的人，干脆放弃了心灵。

三

完全从中楼把人事关系办理到现单位，是在今年的三月底。而今我人模狗样地坐在安装了中央空调的办公室里读书著文，回想起没在那座寒地孤楼之上冻死已是万幸。那时我裹棉袄而非鹤氅，戴线帽而非华阳巾，棉裤里绑着护膝，毛衣上套着护腰，袖手与窗外马鬐山相看。楼下大黄夹着尾巴狺狺而吟，守一盆残羹冷炙，几不知热馒头为何物，更不知春天在哪里。

而我去中楼之前，可谓志得意满，列了执法事业五年规划，一曰加强队伍建设，二曰引进社会治理，三曰举办论坛打造法治高地。无奈志大才疏，捉衿见肘，即便殚精竭虑，亦是两手空空，唯有敷衍塞责不堪其扰。便像孙悟空落进了老君炉，烟熏火燎之中，虽然练了一双火眼金睛，但不免见风流泪，触物伤怀；更像进了盘丝洞，一条蛛丝缚住，便会随即千万条缠身，眼睁睁居然动弹不得。遂知自己不是此道中人，仍是少年意气，终究没学会圆滑练达，又怎不会授人以柄。

吊诡的是，我上学的时候不是好学生，老是想当一个江湖豪客，甚至羡慕横行乡里的地痞流氓，但是打我步入社会方知读书好之后，胆力却越来越怯了；倒是那些原来在学校里的好学生，他们步入社会通过听话当了点小官之后，反而脾气长了胆气壮了，甚至地痞流氓起来也无师自通。读书可以使坏人变脆弱，也可以使好人变丑恶。可见读书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犹记得第一次坐公交车到中楼“赴任”，天清气爽阳光明亮，汽车在山沟沟里盘旋，竟有点异域风光的味道。正自小人得志，偏有一老妇问我：你是哪里的？说话怎么这种口音？目光中不无鄙夷。我当时应该是脸红了，觉得自己得意太早，不接地气，当好好学习。三年半后，坐公交离开中楼，山野沟壑满目萧疏，居然有仓皇不忍之意。方悟前因后果，一切都有定数。

原来那老妇早已看透了一切，当是《西游记》中观世音菩萨之化身。

中楼四年，写了一本散文集《中楼的风景》。没卖出去，没得什么奖。堆在书房里。看到它们，犹如袖手对青山。

四

今年读的书不多，写的文章犹少。

因为疫情的关系，读了加缪的《鼠疫》、詹姆斯的《人类之子》；因为从事党史史志工作的缘故，读了包括《日照县志》《安东卫志》在内的一些志书以及滨海抗日根据地的有关文献、回忆录；年底在读邓文初的《天下》，刚读完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资料《历史再次转向》；读苏晓《渎心者》、高军《盐道》、吴敬梓《儒林外史》以及《日照民间歌谣》后并写书评；空余时间仍旧翻翻《四书五经》，大多的时间用在了照顾家庭上了。因为调回了岚山，大女儿又考上了大学无须再陪读，于是举家搬回岚山，又租了一处房子把老家的父母接来。父母年迈多病，小女儿嗷嗷待哺，于是这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围着锅台转，书房里都长满了草。

读书的收获还是有的，譬如《鼠疫》文本的可复制性，譬如邓文初关于地缘政治和大一统文化的启示，譬如回忆录对历史空白的填补。所谓的历史真相，谁也无法完整还原，叙述就像是万花筒中的花瓣，不同角度看过去，就有不同的图案。而如何定夺，必须了然于心，否则就会陷入迷惑。

疫情期间，写了一些随笔，事起猝然，当然亦会有激愤之言，于是按程序被有司删掉了几篇，好在本人知名度不高，否则后疫情时代亦会成为众矢之的。但这并没有完全表达我的想法，我们在反四风，反对官僚主义，但是官僚的立场并不是官场特有，而是一种群体性的癔症，越不在场，就越有控制欲望，官僚主义之所以常反常新，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些随笔没有什么价值，只能速朽。这样算来，一年中大概也就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黄墩的风景》，另一篇是《喜马拉雅的雪豹》。《黄墩的风景》里有几处硬伤，比如描写朱信斋的凶悍，而我现在查到的武中奇回忆文章中，则说朱是一个穿长衫的白面人物，外表像是账房先生，可见人不可貌相，作文不能凭想象；另一处就是巨公山就是马鬐山一说，在《日照县志》里明白画着是两座山，因此当初采用民间文史专家的考证的确是以讹传讹。好在传播不广，亦未得奖。写《喜马拉雅的雪豹》，实在是因为出于对人的失望，还不如把注意力集中到世间万物当中去。这篇也没有得奖。

之所以强调没有得奖，不是因为淡泊名利不去凑征文热闹，而是因为自己虽然眼热但实在没有那个本领。如今省市级征文奖金俱为不菲，能得个奖贴补一下出书的亏空岂不美哉，但是实力他不允许呀。历次唯有羡慕嫉妒恨罢了。

五

回归柴米油盐酱醋茶。回到庸常的世俗生活。以至于坊间有传闻我躲在家里生孩子。可惜我没有那个功能，真是枉费诸位热心。孔子云：六十而耳顺。因此安慰一下自己，到了六十岁经历的消磨多了，才会好听的不好听的都能听进去。我还不到六十岁，虽然不必耳顺，但也不必讲个青红皂白。因为生活就是这样，哪个背后不说人？能说给你听的也未免会是你的知己。

年龄是躲不开的必然到来。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只是我往往在阅读中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人必须有另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不是时间对年龄的赋予，而是有着自己在历史当中的定位，即便你是一个庸常中人。说到历史，它是如此的苍茫和宏大，似乎我们只能做一粒随波逐流的微尘去沉浮，但是不是这样的，每个人必然有每个人存在的位置，也就是说在时间的潮流和空间的交汇之处，必然有你存在的痕迹。这种定位，不只是偶然的盲选，还带有你的主观意志，那就是：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可以天选，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则取决于你自己，取决于你对历史的认识，取决于你对自己的定位，你的坐标在哪里，你的修为就会落实在哪里。这与知识无关。

并不是号称是知识分子的人才有权对历史命名和规划，像我这样的无知分子一样可以。那就是，生而为人，不要把自己看轻。不要人云亦云，不要随波逐流，不要盲目崇拜，要做自己。

这些话可能一个自我意识初萌的初中生都能说出来，但是到了我这个年龄还这样说，自然有自己的一个思维体系。这个体系的产生，是从具体的生活中抽象出来的。是从纸尿片和刷锅水当中提纯出来的。

如此说，也可能是未到五十岁，尚不知天命的缘故吧。

在历史中定位的确是一件难事。因为历史本身并不复杂，复杂就复杂在万花筒效应上，特别是其中的影像一旦被赋予意义就不再是个人的认识问题，而会衍生出政治取向。假作真时真亦假，神剧的诞生自然有神剧的基础，那就是弱化历史真实的同时进行了主题先行，把历史给先行结论，但是历史的发生往往是偶然的小概率事件引起的，它不受理论框架的制约，而事件中人起初也并不了解事件的意义和后果，我们如今看到的某些历史，是先有结果后有事件，是对时间的结构化复述，而不是线性的自然发展。正因为正史有漏洞才会野史泛滥，正因为叙述不客观，才会有历史虚无主义。解决这个问题难也不难，不难在于每个人可以凭借图谱和传说找到自己的来龙去脉，难在于人和其族群的主观意志总是要赋予各种自相矛盾的意义。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证明你就是你？怎么证明自己就是自己？

所以将历史解构不是办法。每个人都应在时空当中找到自我定位，从而构筑历史。一个人的历史，是基因史，基因史即是人类史。

六

在时空中找到自己还是远远不够的。作为社会性动物，人还得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

政治可以结果为目的，为达成目的可以妥协、苟且或者不择手段，以大多数为其指针乃至忽略个人的道德，历史则不同。真正的历史观不是政治学，真正的历史观是人类行为学。

前些日子有位读者

转载请注明：http://www.qzegt.com/yfzl/123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