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周国平托尔斯泰晚年为何要出走

［历史上的今天］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诞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年9月9日（儒略历8月28日）—年11月20日（儒略历11月7日））俄国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和哲学家，同时也是非暴力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和教育改革家。他是在托尔斯泰这个贵族家族中最有影响力的一名。托尔斯泰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这几部被视作经典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关于托尔斯泰晚年的出走，后人众说纷纭。但是，事实上，托尔斯泰出走的真正缘由也就是四十八年前新婚燕尔时令他不安的那个缘由：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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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二年秋季的一个夜晚，托尔斯泰几近通宵失眠，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明天他就要向索菲亚求婚了。他非常爱这个比他小10六岁、年方十八的姑娘，觉得行将来临的幸福简直难以置信，因此兴奋得睡不着觉了。

求婚很顺利。可是，就在求婚被接受的当天，他想到的是：“我不能为自己一个人写日记了。我觉得，我相信，不久我就不再会有属于一个人的秘密，而是属于两个人的，她将看我写的一切。”

当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段话时，他明显不是为有人将分享他的秘密而感到甜蜜，而是为他不再能独享仅仅属于他一个人的秘密而感到深深的不安。这类不安在九月后完全得到了证实，清晰成了一种强烈的痛苦和悔恨：“我自己喜欢并且了解的我，那个有时全部地显身、叫我高兴也叫我畏惧的我，如今在哪里？我成了一个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自从我娶了我所爱的女人以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簿子里写的几近全是谎言——虚伪。1想到她此刻就在我身后看我写东西，就减少了、破坏了我的真实性。”

托尔斯泰并不是不愿对他所爱的人讲真话。但是，面对他人的真实是一回事，而对自己的真实是另一回事，前者不能代替后者。作为一个珍惜内心生活的人，他从小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如果我们不把记事本、备忘录之类和日记混为一谈的话，就应当承认，日记是最纯洁的私人写作，是个人精神生活的隐蔽领域。在日记中，一个人只面对自己的灵魂，只和自己的上帝说话。这的确是一个神圣的约会，是决不容许有他人在场的。如果写日记时知道所写的内容将被另外一个人看到，那末，这个读者的无形在场便不可避免地会改变写作者的心态，使他有意无意地用这个读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写下的东西。结果，日记不再成其为日记，与上帝的密谈演变为向他人的倾诉和表白，社会关系无耻地占据了个人的最后一个精神密室。当一个人在任何时间内，包括在写日记时，面对的始终是他人，不复能够面对自己的灵魂时，不管他在家庭、社会和一切人际关系中是一个多么诚实的人，他依然失去了最根本的真实，即面对自己的真实。

因此，没法只为自己写日记，这1境况成了托尔斯泰婚后生活中的一个持久的病痛。三十四年后，他还在日记中非常沉痛地写道：“我过去不为他人写日记时有过的那种宗教感情，现在都没有了。1想到有人看过我的日记而且今后还会有人看，那种感情就被破坏了，而那种感情是宝贵的，在生活中帮助过我。”这里的“宗教感情”是指一种仅仅属于每个人自己的精神生活，由于正像他在生命最后一年给索菲亚的1封信上所说的：“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是这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秘密，他人不该对它有任何要求。”在世间一切秘密中，唯此种秘密最为神圣，别种秘密的被揭穿常常提供事情的真相，而此种秘密的受侵犯却会抹杀灵魂的真实。

可是，托尔斯泰依然坚持写日记，直到生命的最后日子，而且在我看来，他在日记中依然是非常真实的，比我所读到过的任何作家日记都真实。他把他不能真实地写日记的苦恼绝不隐讳地诉诸笔端，也正证明了他的真实，真实是他的灵魂的本质，没有任何气力能使他放弃，他自己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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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今天的作家来讲，托尔斯泰式的苦恼就更是一种陌生的东西了。一个活着时已被举世公认的文学泰斗和思想伟人，却把自己私人日记看得如此重要，这个现象仿佛只能解释为一种个人嗜好，并没有重要性。据我推测，今天以写作为生的大多数人是不写日记的，最少是不写灵魂密谈意义上的私人日记的。想要或预约要发表的东西尚且写不完，哪里还有工夫写不发表的东西呢？

曾有一个时期，那时的作家、学者中出现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人物，他们每个人都经历了某种独特的精神历程，因此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在他们的一生中，对世界、人生、社会的观点或许会产生重大的变化，不论这些变化的促因是什么，都同时是他们灵魂深处的变化。我们尽可以对这些变化评头论足，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由这些变化组成的他们的精神历程在我们眼前无不出现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景观，闪耀着个性的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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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一个作家不为发表而从事的写作称为私人写作，它包括日记、笔记、书信等等。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哪怕在写时知道乃至期待他人——例如爱侣或密友——读到的日记也包括在内，由于它们最少可以算是情书和书信。固然，我所说的私人写作肯定不包括预谋要发表的日记、公然的情书、登在报刊上的致友人书之类，由于这些东西不符合我的定义。要言之，在进行私人写作时，写作者所面对的是自己或某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读者和公众。因此，他此刻所具有的是一个生活、感受和思考着的普通人的心态，而不是一个专业作家的职业心态。

毫无疑问，最纯洁、在我看来也最重要的私人写作是日记。我乃至相信，一切真正的写作都是从写日记开始的，每个好作家都有一个相当久长的纯洁私人写作的前史，这个前史决定了他后来之成为作家不是仅仅为了谋生，也不是为了出名，而是由于写作乃是他的心灵的需要，最少是他的改不掉的积习。他向自己说了太久的话，因此很乐意有时候向他人说一说。私人写作的反面是公共写作，即为发表而从事的写作，这是就发表终究是一种公共行动而言的。对一个作家来讲，为发表的写作固然是不可避免也无可非议的，而且这是他锤炼文体工夫的主要领域，转达的必要促使他寻觅贴切的表达，尽可能把话说得准确生动。但是，他首先必须有话要说，这是非他说不出来的独一无二的话，是发自他心灵深处的话，如此他才会怀着珍重之心为它寻觅最好的表达，生怕它遭到曲解和伤害。这样的话在向读者说出来之前，他一定已悄悄对自己说过无数遍了。一个忙于向公众演讲而无暇对自己说话的作家，说出的话或许漂亮动听，但几近不可能是逼真感人了。

托尔斯泰认为，写作的职业化是文学腐化的主要原因。此话愤激中带有灼见。写作成为谋生手段，发表就变成了写作的最直接的目的，写作遂变成制作，因而文字垃圾泛滥。不被写作的职业化败坏是一件难事，但是仍是可能的，其防御措施之一便是适当限制职业性写作所占据的比重，为自己保存一个纯洁私人写作的领域。私人写作为作家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空间，使他暂时摆脱职业，回到自我，得以与自己的灵魂会晤。他从私人写作中得到的收获一定会给他的职业性写作也带来好的影响，精神的洁癖将使他不屑于制作文字垃圾。我确切相信，一个坚持为自己写日记的作家是不会高兴去写仅仅被市场所需要的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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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年的一个深秋的夜，离那个为求婚而幸福得睡不着觉的秋夜快半个世纪了，对托尔斯泰来讲，这是又一个不眠之夜。这天深夜，这位8十二岁的老翁悄悄起床，离家出走，10天后病死在一个名叫阿斯塔波沃的小车站上。

关于托尔斯泰晚年的出走，后人众说纷纭。最常见的说法是，他试图以此表明他与贵族生活——和不肯放弃这类生活的托尔斯泰夫人——的破裂，走向已为时过晚的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因此，他是为同等的理想而献身的。但是，事实上，托尔斯泰出走的真正缘由也就是四十八年前新婚燕尔时令他不安的那个缘由：日记。

如果说不能为自己写日记是托尔斯泰的一块心病，那末，不能看丈夫的日记就是索菲亚的一块心病，夫妇之间围绕日记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到托尔斯泰晚年，这场战争到达了高潮。为了有一份只为自己写的日记，托尔斯泰真是费尽了心思，伤透了脑筋。有一段时间，这个举世闻名的大文豪居然不能不把日记藏在靴筒里，连他自己也觉得滑稽。可是，最后还是被索菲亚翻出来了。索菲亚又要求看他其余的日记，他坚持不允，把他最后十年的日记都存进了一家银行。索菲亚为此不断地哭闹，她想不通做妻子的为何不能看丈夫的日记，对此只能有一个解释：那里面一定写了她的坏话。在她又一次哭闹时，托尔斯泰喊了出来：

“我把我的一切都交了出来，财产，作品……只把日记留给了自己。如果你还要折磨我，我就出走，我就出走！”

说得多么明白。这话可是索菲亚记在她自己的日记里的，她不可能捏造对她不利的话。那个夜晚她又偷偷翻寻托尔斯泰的文件，终究促使托尔斯泰把出走的决心付诸行动。把围绕日记的纷争解释为争取遗产继承权的斗争，未免太势利眼了。对托尔斯泰来讲，他死后日记落在谁手里是一件相对次要的事情，他不屈不挠争取的是为自己写日记的权利。这位公共写作领域的伟人同时也是一名为私人写作的权利献身的烈士。（摘自《九十年代文学潮流大系——学者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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